西鶴的性格特征是不突出的,她有堅忍而倔強的性格,卻不能保持自己的堅強與信念,就像風鈴一樣有自己的模樣卻仍然避免不了在被風吹著走完人生。
所以說溝口健二在構建這個故事的時候構建的與其說是一個悲劇的女人,不妨說他在建筑一個名為西鶴的比喻,除了西鶴之外的所有人都在參與對比喻的建筑和完成。
無論是每次打向她命運轉折點的壞男人——這些作為被批判的對象而出現,當然批判的實質仍然是封建社會男權制度而非僅僅是男人本身;亦或是本點亮了她人生的好男人——這些男人總是命運崎嶇、乍然死去或離去,這完全脫離現實的悲慘看似刻意,倘若從建構比喻的角度去理解,就可以發現他們只是作為一枚棋子,自始至終溝口健二并非嘗試講述真實故事,只是在嘗試講述一個比喻。當然這其中也有前因引發后果的作用,并非全部都是刻意安排的,但不妨說這精心的安排是一種走向悲劇不可避免的過程。
除了男人之外,還有幾位女人形象值得思考。首先是西鶴的母親,封建制度的妻子完全聽從丈夫的話,但仍然愛自己的女兒,然而因為作為封建制度的一部分

實際上阿春并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被命運戲弄的“完美受害者”形象,正相反的是,在當時時代的語境下,她甚至應該算是一位“無意識的革命者”。并非是因為老天無眼她才會淪落如此,實際上,使她落得如此境地的,恰恰是那諸天神佛的注視。
在一切的開端:勝之介纏住她,向她表明心意時,她并沒有真正做出肯定的答復,而是暈了過去。或許那是被激動的心沖昏了頭,但也或許那只是因為恐懼而失去了知覺;在木已成舟后,她將自己與勝之介的結合視為自由的愛情,或許事情確實如此,但也或許,這只是種無奈的說辭

《西鶴一代女》1952年,她做錯了什么?她就錯在什么都沒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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